待漏院记
待漏院记
作者: 王禹偁
天道不言,而品物亨[1]、岁功[2]成者,何谓也?四时之吏,五行之佐,宣其气矣。圣人不言而百姓亲、万邦宁者,何谓也?三公[3]论道,六卿[4]分职,张其教矣。是知君逸于上,臣劳于下,法乎天也。古之善相天下者,自皋[5]、夔[6]至房、魏,可数也,是不独有其德,亦皆务于勤耳,况夙兴夜寐,以事一人。卿大夫犹然,况宰相乎!朝廷自国初因旧制,设宰臣待漏院于丹凤门之右,示勤政也。至若北阙向曙,东方未明,相君启行,煌煌火城;相君至止,哕哕[7]銮声。金门[8]未辟,玉漏犹滴,彻盖下车,于焉以息。待漏之际,相君其有思乎?
其或兆民未安,思所泰之;四夷未附,思所来之。兵革未息,何以弭[9]之;田畴多芜,何以辟之。贤人在野,我将进之;佞臣立朝,我将斥之。六气不和,灾眚[10]荐[11]至,愿避位以禳[12]之;五刑未措,欺诈日生,请修德以厘[13]之。忧心忡忡,待旦而入,九门既启,四聪[14]甚迩。相君言焉,时君纳焉。皇风于是乎清夷,苍生以之而富庶。若然,总百官、食万钱,非幸也,宜也。
其或私仇未复,思所逐之;旧恩未报,思所荣之。子女玉帛,何以致之;车马器玩,何以取之。奸人附势,我将陟之;直士抗言,我将黜之。三时[15]告灾,上有忧也,构巧词以悦之;群吏弄法,君闻怨言,进谄容以媚之。私心慆慆[16],假寐而坐,九门既开,重瞳屡回。相君言焉,时君惑焉。政柄于是乎隳[17]哉,帝位以之而危矣。若然,则下死狱、投远方,非不幸也,亦宜也。
是知一国之政,万人之命,悬[18]于宰相,可不慎欤?复有无毁无誉,旅[19]进旅退,窃位而苟禄,备员[20]而全身者,亦无所取焉。
棘寺[21]小吏王某为文,请志院壁,用规于执政者。
注释
[1] 品物:众物,万物。亨:通达顺利。
[2] 岁功:一年农事的收获。
[3] 三公:周代三公有两说,一说是司马、司徒、司空,一说是太师、太傅、太保。西汉以丞相(大司徒)、太尉(大司马)、御史大夫(大司空)合称三公。东汉以太尉、司徒、司空合称三公。为共同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。唐宋仍沿此称,惟已无实际职务。
[4] 六卿:《周礼》把执政大臣分为六官,即天官、地官、春官、夏官、秋官、冬官,亦称六卿。后世往往称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尚书为六卿。
[5] 咎(gāo):通“皋”,即皋陶(yáo),相传曾被舜选为掌管刑法的官。
[6] 夔:尧舜时的乐官。
[7] 哕哕(huì):象声词,徐缓而有节奏的响声。
[8] 金门:又称金马门,汉代官署门旁有铜马,故名。
[9] 弭:停止,消除。
[10] 眚(shěng):原义为日食或月食,后引申为灾异。
[11] 荐:副词,表示频度,相当于“一再”、“屡次”。
[12] 禳:除邪消灾的祭祀。
[13] 厘:改变,改正。
[14] 四聪:《尚书·尧典》:“明四目,达四聪。”孔颖达疏:“达四方之聪,使为己远听四方也。”
[15] 三时:春、夏、秋三个农忙季节。
[16] 慆慆:纷乱不息的样子。
[17] 隳(huī):崩毁,毁坏。
[18] 悬:系连,关联。
[19] 旅:俱,共同。
[20] 备员:凑数,充数。
[21] 棘寺:大理寺(古代掌管刑狱的最高机关)的别称。
背景材料
此文大约写于宋太宗端拱二年(989),作者当时36岁。此前五年左右的仕宦生涯中,他基本担任地方州县官职。端拱元年,太宗召试,擢右拾遗、直史馆。二年,拜左司谏,知制诰,判大理寺,故此文末尾曰“棘寺小吏王某为文”。
在唐宋两代的政治结构中,宰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宋时文人当政,宰相权力尤重。王禹偁有感于宰相人选在朝政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,写了这篇很有时代特色的文章。
《待漏院记》讲的是宰相职责,也反映了宋儒的政治理想。作者心中理想的政治模式是:君王独断而无为于上,百官分职而勤劬于下,而作为其间枢纽的,就是宰相。不过,在现实政治中,奸相多而贤相少,庸相为数尤众,作者正是深感于此,才写了颇有规讽之意的《待漏院记》。写作此文之后不久,他就遭到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贬谪,表面原因是为被妖尼道安诬讼的徐铉抗疏雪冤,追究深层原因,则是因其直言敢谏、得罪权臣,至“为流俗所不容”(《宋史·王禹偁传》)。
译文
天道不说话,而万物却能顺利生长,年年有所收成,这是为什么呢?那是由于掌握四时、五行的天官们使风雨调畅的结果。皇帝不说话,而人民和睦相亲,四方万国安宁,这是为什么呢?那是由于三公商讨了治国纲要,六卿职责分明,伸张了皇帝的教化的结果。所以我们知道,国君在上清闲安逸,臣子在下勤于王事,这就是效法天道。古代的贤相名臣善于治理国家的,从皋陶、夔到房玄龄、魏征,是屈指可数的。这些人不但有德行,而且都勤劳不懈。早起晚睡为国君效力,连卿大夫都是如此,何况宰相呢!
朝廷从建国初即沿袭前代的制度,在丹凤门西边设立宰相待漏院,这是表示崇尚勤于政务。当朝见之所的门楼上映着一线曙光,东方还未大亮时,宰相就动身启行,仪仗队的灯笼火把照耀全城。宰相驾到,马车铃声叮?,富有节奏。这时宫门未开,玉漏声残,侍从撩开车上帷盖,主人下车到待漏院暂息。在等候朝见之际,宰相大概想得很多吧!
或许在想,百姓尚未安定,考虑怎样使他们平安;各方少数民族尚未归顺,考虑怎样使他们前来归附。战事未息,怎样使它平息;田野荒芜,怎样使人们去开垦。德才兼备之人尚未任用,我将推荐他们;奸人在朝,我将贬斥他们。气候反常,天时不正,灾害一次次发生,我愿意辞去相位来乞求上天消除灭害;各种刑罚未能废止不用,欺诈行为不断发生,我将请求施行文德教化来矫正这些人。怀着深深的忧虑,等待天明入宫。宫门开后,善听各方意见的天子离得很近。宰相向皇帝奏明了意见,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。于是世风清明安定,百姓因此而富裕。如能这样,宰相位居百官之上,享受优厚的俸禄,那就不是侥幸而得,而是完全应该的。
或许在想,我有私仇未报,考虑怎样斥逐仇敌;有旧恩未报,考虑怎样使恩人荣华富贵。考虑着金钱美女,怎样到手;车马玩物,怎样取得。奸邪之徒依附我的权势,我便考虑如何提拔他们;正直之臣直言谏诤,我便考虑怎样罢斥他们。三时各地报告灾情,皇上忧虑,我便考虑怎样用花言巧语取悦皇帝;众官枉法,国君听到怨言,我便考虑怎样奉承献媚求得皇上的欢心。他为私事思绪纷乱,强自坐着假睡。宫门开了,金殿上龙目四顾,宰相提出建议,皇上被他蒙惑,政权由此而毁坏,皇位也因此而动摇。如果这样,那么即使宰相被打入死牢,或流放远地,也不是不幸,而是完全应该的。
因此可以懂得,一国之政,万人之命,系于宰相一人,难道可以不谨慎以待吗?还有一种宰相,他们没有恶名声,也没有好名声,随波逐流时进时退,窃取高位贪图利禄,滥竽充数而保全身家性命,也是不足取的。
大理寺小官吏王禹偁撰写此文,希望能把它记录在待漏院壁上,用以告诫执政的大臣。
赏析
《待漏院记》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。从题目类型上,这属于“厅壁记”,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“宰相论”,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,将宰相分为贤相、奸相、庸相三个类型,褒贬之意非常鲜明,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、批判与幻想。
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、圣王的政治模式,以“四时之吏,五行之佐,宣其气”、“三公论道,六卿分职,张其教”,对儒家理想中“垂拱而天下治”(《尚书·武成》)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,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,从而自然转到具有“示勤政”之意的待漏院,“勤政”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。
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,继而以“待漏之际,相君其有思乎”这个设问作为过渡,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,将这批人分为贤才、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,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人事、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,位高权重,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,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,亦即“一国之政,万人之命,悬于宰相”。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?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:“思”为公则贤,“思”为私则奸;贤者“忧心忡忡”于安黎民、抚四夷、息兵革、辟荒田、荐贤才、斥佞臣、禳灾眚、措五刑,奸者“私心慆慆”于复私仇、报旧恩、敛财富、陟同党、斥异己、巧言谄容取悦君王;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,奸者不保于自身。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,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,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。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、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,以及各自的结局,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。至于庸才,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,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,又无功不受赞誉,成天随大流,尸位素餐、滥竽充数、明哲保身而已。
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,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,自然平易。
《待漏院记》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,语言成就更为突出: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,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;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,充满节奏美、韵律美;以“之”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,既整齐匀称,又有纡徐之致。五十多年后,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《岳阳楼记》,其中“先忧后乐”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“夙兴夜寐,以事一人”的精神息息相通,其构思、布局乃至句式,都可看到《待漏院记》的影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