甲午战争前后的张之洞 战败之后痛定思痛大练新军
发布时间：2022-11-11 10:16:44作者：坛经讲解网
甲午战争前后的张之洞 战败之后痛定思痛大练新军
甲午战败后，李鸿章赴日谈判而处处受挫，心急如焚的张之洞为此“三次电奏，力阻和议”，并主张与日本彻底决裂，重新再战。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，张之洞痛斥李鸿章妥协卖国，竟而要求清廷对其“明正典刑，以谢天下”。对此，李鸿章暂隐忍不发。庚子年后，张之洞再次对李鸿章的议和大加指斥，后者遂回敬称：“香涛做官数十年，犹是书生之见也。”谓其不谙大局。张之洞听后勃然大怒，随后回电讥讽：“少荃议和两三次，乃以前辈自居乎？”时人目为天然对偶。
积极备战，支援前方
同为少年得志，但与早年驰骋疆场的李鸿章相比，后起者张之洞走得更平更顺。从其幼年开始，张之洞即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禀赋，其博闻多识，文才出众，14岁中秀才，16岁又在顺天府乡试中一举夺得“解元”（即举人第一名），天资之高，可想而知。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会试中，慈禧太后钦点其为探花郎，一时声名鹊起，并进而成为清流党中的中坚人物。
京中为官十余年后，张之洞被外放为山西巡抚；3年后，因中法战争爆发而调任两广总督。尽管之前未尝与闻军事，但张之洞在这次战争中仍展现了很强的识人用人之才，其先后举荐刘永福、唐景崧、冯子材等将，并由广东提供大批军饷粮械供给前线，最终清军在镇南关与临洮大败法军，取得晚清对外战争中一场难得的胜利。
或因如此，正在湖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在甲午年也是极为活跃，其认为“朝鲜乱作，日本与中国将失和”，因而主张在朝鲜采取主动、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。战争爆发后，张之洞更是热情高涨，他几乎每天都要向清廷电奏自己对战情的看法和建议，有时甚至一天连发三四电。当然，张之洞的积极并不仅仅表现在嘴上，其在后方也确实做了不少扎扎实实的工作，如筹兵筹款、筹械筹运等等，均给予前方大力支持。
具体而言，湖北在甲午年共调遣一万多人北上参战，其中包括襄阳马队七营、熊铁生马步十营、副将吴元凯炮队四营，由提督吴风柱亲自率往。至于其他取道湖北北上的外省部队，张之洞也尽力给予饷械援助，如刘树元部、魏光焘部各两万两银等。调任两江总督后，张之洞更是不遗余力，其在扬州、清江、宿迁至山海关、锦州沿线设“江南转运局”十二处，江南“调北上诸军共五十余营”，其饷械均由张之洞方面供给。
战争后期，在京畿危急之时，张之洞主动承担了十营湘勇的军饷，以作“入卫之师”。山东威海危急时，张之洞又主动送去新购的快枪一千枝、子弹一百万发。山东巡抚李秉衡为此大为感激，其回电称：“我公统筹全局，谋国之忠，与人之厚，诸深钦佩！”
可惜的是，这一切努力终究未能挽回战败的结局。议和期间，张之洞多次要求清廷将“饬知北洋大臣之事一并电饬南洋知之”，但未能得到回应。和约签订后，张之洞“痛恨发指”，其屡向清廷电奏沥陈，要求“迁都太原、废约再战”。为寻找毁约借口，张之洞甚至不惜天真地提出，条约乃李鸿章“伤重昏迷之际，李经方等冒昧应允”，理应视为无效。在所有努力均告无效后，张之洞愤而指斥清廷“坐视赤县神州，自我而沦为异域，皇太后、皇上将如后世史书何？”。如此愤激之语，换到平时恐怕就得冒撤职乃至杀头的风险，但最终仍于事无补。
试图保台，半途而废
中法战争时，正在两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即对海南岛的战略地位给予了高度重视，并在岛上修建了炮台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其对日本割去中国的另一大岛台湾感到万分痛心。在致总理衙门的电奏中，张之洞表示，“台湾极关紧要，逼近闽浙，若为敌踞，南洋永远事事掣肘；且虽在海外，实力精华，地广物着，公家进款每年二百余万，商民所人数十倍于此，未开之利更不待言”。
由于台湾巡抚唐景崧、守将刘永福（原黑旗军统领）均为昔日旧部，张之洞在电阻换约的同时，也在暗中鼓励并支持台湾军民抵制割台。为增强台湾军民的抗日力量，张之洞不顾清廷禁令，先后向台湾拨去30万两白银并运去大量枪械弹药，以求台民能够自保。
1895年5月，在唐景崧宣布成立“台湾民主国”并担任“大总统”后，张之洞为解除其后顾之忧而派人将唐母接到南京，赡养备至。事后，张之洞又电告唐景崧：“君为国尽忠，吾为若尽孝，勿以老母为虑。”可惜的是，在日军大举进逼之下，唐景崧的局面仅维持了十余天即告瓦解。
唐景崧逃回大陆后，台南绅民公举刘永福继为“台湾民主国”总统。为此，张之洞继续给他们打气说：“俄国已认台自主，问黑旗尚在否？究竟能支持两月否？似此外援已结，速宜将此事遍谕军民，死守勿去，不日救兵即至也。”原来，张之洞之前曾向清廷提议，“与其失地赔费求和于倭，不如设法乞援于英俄，饵以商务利益”；条约签订后，他甚至提出，“朝廷若以回疆数城让俄，以后藏让英，以云南极边地让法，三国同助，则不唯台湾可保，且约竟可全废，断无战事”。
当然，“割边地以求外援”的说法只是张之洞万般无奈下的一种提议，其非智者之所为，也被清廷完全忽视。事后证明，就连最可能也最为期盼的“俄国干涉”也只是一厢情愿，何逞英法出手相救。之后，在清廷的严令之下，内地督抚们都相继停止了济台举动。
此时，李鸿章在得知张之洞仍在背后支持台湾军民后，其随即电奏清廷，指斥“台民叛拒者为张之洞”。为此，清廷特别电谕张之洞：“台事无从过问，饷械等自不宜再解。”朝廷严诘之下，原本积极的张之洞也不得不停止了援台活动。不过在私下里，他仍希望刘永福等“杀倭寇数千，断不能令倭寇垂手而得全台”。
守台的最后时刻，身处绝境的刘永福不断向张之洞求救。3天后，张之洞复电刘永福：“朝廷不得已割台，曾有旨召各官内渡，阁下自在其内。”意在劝刘永福放弃台湾，内渡回大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刘永福坚持至10月后不得不撤回厦门，台湾就此全部沦陷。
痛定思痛，大练新军
战后，张之洞对这场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省，其在军事上总结败因时认为，中国军队在剿灭太平军、捻军后，一度军威颇振，但这次却以惨败而告终，其原因是，发、捻虽然猛悍但终究是流寇，这与日本近代陆军完全是两个概念。日本军队效法西洋，训练有素，饷厚械精，在参谋、后勤乃至侦探各方面无不周备；而我军却是仓卒召募，心不齐、械不足，又无充分训练，以致溃败千里；加上近年以来，师老兵疲，昔日猛将大多步入高龄，暮气已深，几无复起之可能性。因此，国内军队要想重振军威，除效法西洋之外，别无他途。
在张之洞看来，“陆军以德国为第一，德国营制，每一军必兼有步队、炮队、马队、工程队，数种合之，始成一军”。由此，自强军也是参照德国军制编练而成，其全军分步、骑、炮、工程兵共13营：步兵8营，每营250人；马队2营，每营180人；炮兵2营，每营200人；工程兵1营100人。全军共计2860人。从编制上看，自强军实际上是介于湘军营建制（每营500人）及德军的连建制之间，其近代化色彩稍逊于新建陆军。自强军建立不久，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，其军由刘坤一续办。1901年，自强军调往山东，划归袁世凯节制操练，成为了北洋军的一部分。
回湖广后，张之洞以随带的五百护军（原自强军的一部分）为基础，继续以西法编练新军。经过近十年的努力，湖北新军陆续编成陆军第八镇和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（协统即甲午年后弃海登岸的黎元洪），兵力约16000人。
甲午战败后，李鸿章赴日谈判而处处受挫，心急如焚的张之洞为此“三次电奏，力阻和议”，并主张与日本彻底决裂，重新再战。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，张之洞痛斥李鸿章妥协卖国，竟而要求清廷对其“明正典刑，以谢天下”。对此，李鸿章暂隐忍不发。庚子年后，张之洞再次对李鸿章的议和大加指斥，后者遂回敬称：“香涛做官数十年，犹是书生之见也。”谓其不谙大局。张之洞听后勃然大怒，随后回电讥讽：“少荃议和两三次，乃以前辈自居乎？”时人目为天然对偶。
积极备战，支援前方
同为少年得志，但与早年驰骋疆场的李鸿章相比，后起者张之洞走得更平更顺。从其幼年开始，张之洞即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禀赋，其博闻多识，文才出众，14岁中秀才，16岁又在顺天府乡试中一举夺得“解元”（即举人第一名），天资之高，可想而知。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会试中，慈禧太后钦点其为探花郎，一时声名鹊起，并进而成为清流党中的中坚人物。
京中为官十余年后，张之洞被外放为山西巡抚；3年后，因中法战争爆发而调任两广总督。尽管之前未尝与闻军事，但张之洞在这次战争中仍展现了很强的识人用人之才，其先后举荐刘永福、唐景崧、冯子材等将，并由广东提供大批军饷粮械供给前线，最终清军在镇南关与临洮大败法军，取得晚清对外战争中一场难得的胜利。
或因如此，正在湖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在甲午年也是极为活跃，其认为“朝鲜乱作，日本与中国将失和”，因而主张在朝鲜采取主动、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。战争爆发后，张之洞更是热情高涨，他几乎每天都要向清廷电奏自己对战情的看法和建议，有时甚至一天连发三四电。当然，张之洞的积极并不仅仅表现在嘴上，其在后方也确实做了不少扎扎实实的工作，如筹兵筹款、筹械筹运等等，均给予前方大力支持。
具体而言，湖北在甲午年共调遣一万多人北上参战，其中包括襄阳马队七营、熊铁生马步十营、副将吴元凯炮队四营，由提督吴风柱亲自率往。至于其他取道湖北北上的外省部队，张之洞也尽力给予饷械援助，如刘树元部、魏光焘部各两万两银等。调任两江总督后，张之洞更是不遗余力，其在扬州、清江、宿迁至山海关、锦州沿线设“江南转运局”十二处，江南“调北上诸军共五十余营”，其饷械均由张之洞方面供给。
战争后期，在京畿危急之时，张之洞主动承担了十营湘勇的军饷，以作“入卫之师”。山东威海危急时，张之洞又主动送去新购的快枪一千枝、子弹一百万发。山东巡抚李秉衡为此大为感激，其回电称：“我公统筹全局，谋国之忠，与人之厚，诸深钦佩！”
可惜的是，这一切努力终究未能挽回战败的结局。议和期间，张之洞多次要求清廷将“饬知北洋大臣之事一并电饬南洋知之”，但未能得到回应。和约签订后，张之洞“痛恨发指”，其屡向清廷电奏沥陈，要求“迁都太原、废约再战”。为寻找毁约借口，张之洞甚至不惜天真地提出，条约乃李鸿章“伤重昏迷之际，李经方等冒昧应允”，理应视为无效。在所有努力均告无效后，张之洞愤而指斥清廷“坐视赤县神州，自我而沦为异域，皇太后、皇上将如后世史书何？”。如此愤激之语，换到平时恐怕就得冒撤职乃至杀头的风险，但最终仍于事无补。
试图保台，半途而废
中法战争时，正在两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即对海南岛的战略地位给予了高度重视，并在岛上修建了炮台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其对日本割去中国的另一大岛台湾感到万分痛心。在致总理衙门的电奏中，张之洞表示，“台湾极关紧要，逼近闽浙，若为敌踞，南洋永远事事掣肘；且虽在海外，实力精华，地广物着，公家进款每年二百余万，商民所人数十倍于此，未开之利更不待言”。
由于台湾巡抚唐景崧、守将刘永福（原黑旗军统领）均为昔日旧部，张之洞在电阻换约的同时，也在暗中鼓励并支持台湾军民抵制割台。为增强台湾军民的抗日力量，张之洞不顾清廷禁令，先后向台湾拨去30万两白银并运去大量枪械弹药，以求台民能够自保。
1895年5月，在唐景崧宣布成立“台湾民主国”并担任“大总统”后，张之洞为解除其后顾之忧而派人将唐母接到南京，赡养备至。事后，张之洞又电告唐景崧：“君为国尽忠，吾为若尽孝，勿以老母为虑。”可惜的是，在日军大举进逼之下，唐景崧的局面仅维持了十余天即告瓦解。
唐景崧逃回大陆后，台南绅民公举刘永福继为“台湾民主国”总统。为此，张之洞继续给他们打气说：“俄国已认台自主，问黑旗尚在否？究竟能支持两月否？似此外援已结，速宜将此事遍谕军民，死守勿去，不日救兵即至也。”原来，张之洞之前曾向清廷提议，“与其失地赔费求和于倭，不如设法乞援于英俄，饵以商务利益”；条约签订后，他甚至提出，“朝廷若以回疆数城让俄，以后藏让英，以云南极边地让法，三国同助，则不唯台湾可保，且约竟可全废，断无战事”。
当然，“割边地以求外援”的说法只是张之洞万般无奈下的一种提议，其非智者之所为，也被清廷完全忽视。事后证明，就连最可能也最为期盼的“俄国干涉”也只是一厢情愿，何逞英法出手相救。之后，在清廷的严令之下，内地督抚们都相继停止了济台举动。
此时，李鸿章在得知张之洞仍在背后支持台湾军民后，其随即电奏清廷，指斥“台民叛拒者为张之洞”。为此，清廷特别电谕张之洞：“台事无从过问，饷械等自不宜再解。”朝廷严诘之下，原本积极的张之洞也不得不停止了援台活动。不过在私下里，他仍希望刘永福等“杀倭寇数千，断不能令倭寇垂手而得全台”。
守台的最后时刻，身处绝境的刘永福不断向张之洞求救。3天后，张之洞复电刘永福：“朝廷不得已割台，曾有旨召各官内渡，阁下自在其内。”意在劝刘永福放弃台湾，内渡回大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刘永福坚持至10月后不得不撤回厦门，台湾就此全部沦陷。
痛定思痛，大练新军
战后，张之洞对这场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省，其在军事上总结败因时认为，中国军队在剿灭太平军、捻军后，一度军威颇振，但这次却以惨败而告终，其原因是，发、捻虽然猛悍但终究是流寇，这与日本近代陆军完全是两个概念。日本军队效法西洋，训练有素，饷厚械精，在参谋、后勤乃至侦探各方面无不周备；而我军却是仓卒召募，心不齐、械不足，又无充分训练，以致溃败千里；加上近年以来，师老兵疲，昔日猛将大多步入高龄，暮气已深，几无复起之可能性。因此，国内军队要想重振军威，除效法西洋之外，别无他途。
在张之洞看来，“陆军以德国为第一，德国营制，每一军必兼有步队、炮队、马队、工程队，数种合之，始成一军”。由此，自强军也是参照德国军制编练而成，其全军分步、骑、炮、工程兵共13营：步兵8营，每营250人；马队2营，每营180人；炮兵2营，每营200人；工程兵1营100人。全军共计2860人。从编制上看，自强军实际上是介于湘军营建制（每营500人）及德军的连建制之间，其近代化色彩稍逊于新建陆军。自强军建立不久，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，其军由刘坤一续办。1901年，自强军调往山东，划归袁世凯节制操练，成为了北洋军的一部分。
回湖广后，张之洞以随带的五百护军（原自强军的一部分）为基础，继续以西法编练新军。经过近十年的努力，湖北新军陆续编成陆军第八镇和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（协统即甲午年后弃海登岸的黎元洪），兵力约16000人。
